Nur im Kino

       广播里喊出十个编号，他是第十个。Straat既感觉不到恐惧，也感觉不到希望。他走出队列，踉跄地走在一排排后背和面孔之间。他在队伍的尽头右拐，迈着疲惫的脚步，走向叫到他号码的那个男人。男人站在平台上，面前的讲桌上放着一摞纸和一支麦克风。

       那是1944年4月。在这排面冲墙的队列里，Straat是第十个。尽管是个大清早，尽管他还很年轻，他却累得要死。他的目光越过警卫室的屋顶，看到了一片阴云低垂的天空。顺着密布的阴云向前一点，绕着地球再远一点，那里就是荷兰。很久很久以前，一百天前，Straat和其他五个人被从那里带到了这里。为了什么呢？为了让他汗流浃背，挨饿受冻，背着石块，受人鞭笞，倒在泥巴地里，睡在木床板上，吃着腐烂的蔬菜，最终一命呜呼。但在此之前，只要他还在呼吸，还在看着这个世界，他就得忘掉过去的一切。而他已经快忘了。他无法想象，在天空下的远方，还存在着他出生的那个地方，还存在着土地、河流、父母、那些夜晚、女生班散发出的不同气味、玻璃柜门后的仪器、物理学。难以想象，他竟学了整整六个学期的物理学。他们背着石块在大楼梯上奔波，在棍棒和瞄准镜下劳作，从破晓直至入夜。对他们而言，能量守恒定理已不再适用了。六个物理系学生，五个已经走了，最后剩下的一个就是疲惫不堪的Straat。这天，他被叫到了编号，不必去采石场了。

       这十个人又要去哪儿呢？地下牢房？营房？一名穿着白色外套的囚监走在前面，带着他们进了厨房。一间石头房子，内墙贴了瓷砖。六口闪闪发光的大锅，用来煮臭气熏天的汤。但叫他们来不是为了煮汤，而是为了土豆。

       营地指挥官要组织一次联谊晚会。营里的哨兵、刽子手、军需官、看守、物资管理员、施刑员、文书和医生在这种场合里齐聚一堂，舒服地围坐在长桌旁。联谊晚会总离不开三样东西：联谊，啤酒，配着土豆沙拉的烤猪肉。为了这土豆沙拉，厨房里摆开了一圈十张板凳，旁边是十筐土豆和十个用来装土豆皮的碗，圈子中间放着一个金属桶，Straat则蹲坐在其中的一张板凳上。

       厨房里温暖而安静，相隔不远的采石场仿佛远在天边。门口的隔间里坐着一个正在读书的党卫军，只有囚监不时走到削土豆的囚犯身旁，看着他们——没有恶意，只是出于技术上的兴趣。然而Straat的手指还是渐渐抖了起来：他不怎么会削土豆，土豆皮又太厚，囚监盯着他手上的动作，投下的影子让他越削越慢。囚监走开了，又转了回来，Straat试图加快节奏，但于事无补，他听到有人发问：“喂，你之前是干嘛的？”

       “大学生。”Straat没有抬头，打着颤的手也没有停下削皮的动作。他被踹了一脚，玻璃后面的党卫军从面前的书里抬起眼来。所以呢？但囚监只说了句：“现在可没书读了，对吧？”

       中午，他们每人领到了一碗冒着热气的汤，汤面上漂着几根细细的肉丝儿。之后又领到了第二碗，汤满得快要溢出来。Straat靠着厨房的外墙，安静地让热汤流遍五脏六腑。忽然间，饥饿的感觉消失了。这里不是采石场。没有人大呼小叫。在远处那道禁止通行的电网下面，他发现了一抹绿色——他忽然想起，现在已经是四月了。囚监观察着他，溜达到他身边问道：“你学什么的？”

       “物理。”

       “懂了。”囚监听起来颇为懂行。

       下午囚监再转到Straat身旁时，他心中的害怕减退了一些。几缕阳光斜照进厨房里，削好的土豆咕咚咕咚滚进水中，系着白围裙的营地小队切着第二天要吃的面包。谁能想到此时此刻，有人正在不远处的沙土地上丧生。囚监又停在了Straat身边，憋了不少话想对他说。

       “妈的，等战争结束了，”他说，“等我从这儿出去，我要去波斯。”

       囚监告诉Straat，他的兄弟现在就在波斯。他兄弟1939年去的波斯，走得很及时，已经在那边成了个大商人，囚监留了下来，成了不识时务的傻瓜。

       “你是荷兰人，”他说，“你觉得波斯好吗？”

       “肯定是个好地方。”Straat答道。他还在不停地削着，只不过不像之前那么快了。囚监站在下午柔和的阳光里，像找到知音般点了点头，叹了口气：

       “可惜了这大好的光阴啊。要是能在这儿学点波斯语就好了。”

       他眼中流露出一丝忧愁，脸上法令纹也深了。囚监是个快40岁的男人，和这圈形销骨立的人相比，他显然是吃得太好了些。命运让他受了些坎坷，可也待他不薄，但他过得也算不上好。对对，说得没错。忽然，Straat听到自己的声音说：“我会说波斯语。”

       囚监浅蓝色的眼睛在他身上停了很久，眼神从不相信转为怀疑，最后甚至显得有些温柔。

       “你会说波斯语？”

       Straat表情木然地点头。

       “过来。”

       囚监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Straat踉踉跄跄地跟着走进了办公隔间。

       “来，跟我说说，你是从哪儿学的波斯语。”

       Straat没有退路可走了。囚监是捉弄不得的，对于只需最后一根稻草就可以被彻底压垮的Straat来说更是如此。但Straat并无意捉弄囚监，他只是不想再回采石场送命，他想留在厨房里，像个人一样坐在板凳上削土豆，有口热汤喝。他害怕自己的声音不听使唤，但他的声音并没有临阵脱逃，只是变得很小。他说：“我去过波斯，战前去过。”

       “你知道骗我会有什么下场吧？”

       Straat的眼神里写满了恐惧，囚监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对此一清二楚。

       “说吧，‘你好’怎么说？”

       “Dalam.”Straat答道。

       “那‘妈的’呢？”

       Straat思考的时间太长，囚监开始不耐烦了。

       “波斯语里肯定有‘妈的’这个词吧。”

       “Tupa.” Straat说。

       “Tupa.”囚监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然后说道，“回去拼命削你的土豆吧。”

       这就是他们全部的对话。但这段简短的对话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比如厨房囚监Battenbach拦住了饭点过后出现在厨房里的分队领袖Roeder：Battenbach告诉对方，他的小队缺一个人，之前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但现在他找到了一个相当聪明的囚犯，可以担任这项职务。分队领袖听完点了点头，也同意去看一眼这个出类拔萃的囚犯。他昂首阔步地走向那群削土豆的人，Battenbach跟在他身后。Roeder打量着这个饥肠辘辘的荷兰人，这个曾学过六学期物理的大学生，但Roeder对这点并没有兴趣。他已经看到了他感兴趣的东西：尽管这个囚犯近乎绝望地努力着，但他确实完全不会削土豆。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分队领袖每周要来拿两次香肠，每周日要端走一份烤肉，每次来还都要带走一块人造黄油，而这些食物都来自Battenbach。于是Roeder再次点点头，走回自己的隔间，在一张纸条上抄下了姓名和编号。那天下午，这张纸条被送到了劳动统计办公室，之后又到了劳役总管的手中。第二天一早，集合场地上笼罩着一层水汽，Straat成了昨天那十个人里唯一一个回到厨房工作的人，Battenbach友好地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表示欢迎。

       Straat成了Battenbach的人。他有面包吃，有汤喝，体力在一天天地恢复，他不会被送进焚尸炉了。这么聪明的脑袋，要是进了焚尸炉那可太亏了，Battenbach搓着手自言自语道。尽管他因为拉皮条这样一个和政治八竿子打不着的原因被关了进来，但总不会有人拦着他学波斯语。哪怕是头几天总在Straat身边若有所思地徘徊的Roeder也不会想到，将饱食终日的囚监和食不果腹的荷兰人联系起来的竟是一门特别的语言。而Battenbach并不知道，这门语言其实并不存在。这个事实只有Straat知道。语法和词汇都要他一个人决定。他要用多少天编出多少单词才够用呢？

       每天中午，只要分队领袖Roeder吃完午饭，Battenbach就会把Straat叫进办公室。他专心致志地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桌上摆着一张展平的纸和一根铅笔头，做好了学习波斯语的准备。第一天，他想听听有关波斯的大概情况。Straat说，那里很热，女人们很漂亮，穷人很穷，富人很富。Battenbach很满意：跟他想象的一样。他来自娱乐行业，那里也有吗？Straat一时没听明白，Battenbach又解释了一下：比如窑子？有啊，当然有，肯定有，Straat说。Battenbach点点头，果然跟他设想的一样。现在他想学几个单词了：烧酒，警察，谢谢，请，桌子，椅子，床，食堂，肉排。这是第一天，Straat不能犹豫。他开始按顺序报词：alan, monato, laps, nam, toki, sol, oltok,runidam, kotelett. 肉排（Kotelett）是外来词，全世界都这么说，Straat解释道。

       Battenbach全都记了下来。晚上，Straat盖着破烂的被子，和分享同一张木板床的狱友肩挨着肩，困得几乎动弹不得的他搜寻着单词，准确地说，是搜寻着让他能记住这些单词的系统。囚犯们筋疲力尽的沉重呼吸声环绕着他，旁边的男人在睡梦中呻吟，Straat在用嘴唇组合出从未有人听过的含义：or, tal, mel, meb。分别是：我、你、他、她、它。

       Battenbach一拳打在他两眼中间，冲他的小腿骨踹了一脚，把他狠狠地推向墙上。Battenbach在发抖，既出于愤怒，也出于失望。这都是因为runidam，波斯语中“食堂”这个词。Straat第一天的时候编了这个词，可现在Battenbach又问起来时，他却忘了。Straat知道自己忘了点什么，但Battenbach不让他看他的纸条，隔了两天又记下了新的单词，为了防止Straat偷看，Battenbach让他把单词拼给自己听。而现在，他的拳头紧紧地薅着Straat，他要这头荷兰蠢猪在午休结束前就老实招供。那是十年前的事儿了，Straat绝望地喊道，他十年前去的波斯，那会儿他还是个孩子，runidam是个很少见的词，他那天只是忽然记起了这个词，“食堂”应该是mardam，但如果他没有纸笔可用，他也没法重温起那么多年前的回忆。

       “我要了你的小命。”Battenbach说。然后两人都沉默了。Straat靠在墙上，用惊恐的眼睛看着囚监，囚监则盯着年轻人的额头，看着他苍白的皮肤和他太阳穴上搏动的血管。妈的，要是能看穿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就好了。他的不信任中透出一丝怀疑。他很想屈从于这丝怀疑。只消短短几天，这门语言便已在他的心里扎了根。在那些空虚的夜里，Battenbach坐在窗前望着集合场，心中充满对世界麻木的恨意，被对女人的回忆纠缠不休；但这些难记的波斯语单词让他忽然间又成为了一个人，一个能利用时间，能继续思考，能拥有秘密长期计划的人。

       “小子，你要是骗我，你要是根本不会波斯语，”Battenbach说，这个可怕的想法让他的声音发抖。“我会。”Straat说，“我会波斯语，只是时间太久远了。”那天之后，Straat拿到了纸笔。纸笔算是贵重物品，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关进地下牢房，要是他被抓个现行，Battenbach是不会知道的。Straat把铅笔藏在鞋里，那张纸则藏在帽子里，顶在头顶，在帽子和被剃短的头发之间，藏着这门语言。在集合时，他必须格外小心，特别是完成“脱帽”这个指令时。这门语言可能会掉出来，可能会被发现，可能会被夺走。那他可就完蛋了，看守或是他的学生会把他打死。每天晚上，他会把一块面包或是几个土豆藏在衣服里带给一位狱友，一个来自格罗宁根的电工，他是采石场小分队的，瘦得只剩90磅。

       Straat在夜里编造他的语言。他打乱字母和音节的顺序编造单词。他周围那些特别的德国设施也被一并编进了他的语言中。他给它们赋予新的读音，这读音并不将他带向波斯，而是通向一个陌生而寂静的世界，这样的时刻让他得以逃脱这些词汇所具有的可怕含义。Rium,rema, matori, muro, kemato, ikre, tarne, muir, rotam, kretum, orite, mekor,kumo, emati, katu, meri, tamku, taritora.

       这些词都来自“火葬场（Krematorium）”。“逮捕”，“棚屋”，“采石场”，“铁丝网”，还有保护他的Battenbach，都被这样编了进去。这样一来，Battenbach是在学他自己。滚滚黑烟（Rauch）变成了hacur，风。

       Straat摸着黑在那张纸上记录着单词，字写得尽可能小。他把纸藏进帽子里，把帽子压在稻草褥子下。他一晚上最多编五个单词，一周就是30个，这对Battenbach来说倒也足够了。周日他休息。Straat每天有两碗汤喝，他越来越强壮，他注意到夏天已渐渐降临，从远处的田野上飘来羽扇豆花的香气。厕所里，一个在劳动统计办公室工作的荷兰人在等着他。

       “你每天中午和囚监在他的办公室干什么？”

       “关你屁事。”Straat不信任地说。

       对方宽容地看着他，说道：“你被派去削土豆可不是什么意外。我们把你安排过去，是因为你是最后一个大学生。是想让你能休息一天。”他停了一下又继续：“然后Battenbach就把你要走了。为什么？”

       沉默，只有泛着绿光的苍蝇在嗡嗡地飞。Straat在对方的眼中不仅看到了怀疑，还看到了恐惧与同情，还有严厉与无情。在这一瞬间，Straat忽然意识到，这门只有他会的语言不仅能保护他，也能因让他比同胞高人一等而害了他。但他害怕向别人袒露他的秘密。即便是那些可能是他朋友的人也不行。说到底，谁才算是他的朋友呢？最沾边的可能是那个来自格罗宁根的年轻人，Straat睡在他旁边，还给他带去面包、土豆和勇气。但Straat也没有告诉他。

       44年的夏天。轰炸机拉出的白色尾线在德国的天空上纵横交错。Straat为“生命”编了一个词出来，sawal。他把“苹果树”称作pollimolli，只是为了好玩，不是为了Battenbach。他只按照自己的心意，学习数字、俗语和与娱乐行业有关的事物名称。当Battenbach心情好的时候，Straat就会发明一些用来报复的词，比如suliduladomatlam。Battenbach不想学这个，他气愤地表示，他只需要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波斯语。但Straat解释说，这就是当地常用的问候语，不会说suliduladomatlam的人在波斯寸步难行。

       “Tupa.（妈的。）”Battenbach像波斯老人一样骂骂咧咧。

       Straat受过物理学训练的头脑不再被饥饿拖累，不再被恐惧所迷惑，他开始构思这门语言的框架。与此同时，他身边每天都有人在死去，死于这50个人之手。一周又一周，他们的肉体被焚毁，他们的头颅被碾碎，他们的灵魂飞向他们信仰的天国。在这之前，他们的嘴中也许说出了最后的一句话，这句话跨过了漫长的距离，穿过人群，穿过国家，最终或许传到了等待着它的人们耳中。

       Straat的语言只会传到Battenbach一个人的耳朵里。它并不能传达信息，它除了自身之外也无法指涉任何事物，它拯救了那个发明他的人，也拯救了刻苦学它的另一个人，它让这个狡诈却并不残暴的人变得温柔了。

       除此之外，这门语言毫无用处。但为了它，Straat需要能够取得重大发现的幻想，能够提出伟大假说的勇气，还有能够完成艰难实验的努力；而厨房囚监Battenbach，这个来自汉堡的皮条客，则需要找回多年前上学时那种勤奋的天真。

       八月的一个早晨，Straat摔倒在了集合场地上，他的脸上起满了疹子，肿胀的舌头耷拉在嘴外面。他被抬进了病房，一连三天，他躺在稻草上，躺在地上，发着高烧，半梦半醒。护工听到他用荷兰语说着胡话，还结结巴巴地说着一些听不懂的音节，一串毫无意义的词汇。显而易见，他比其他人都强壮，肯定能挺过来，可他的脑子真的没有烧坏吗？营地的卫生员拿着针管在一排排病人中间穿行，他用空气针将他们从苦海中解救出来，毕竟死人是不会再生病的。他要是听到了Straat的喊叫，他准会认为他疯了，他会记下他的编号，然后卷起Straat的袖子，开始寻找他的静脉。护工拽着Straat的双脚，把他拖到了隔壁房间里，那里存放着死去病人的遗体，没人会听见他，也没人会找到他。Straat苏醒了过来。在从两扇窗户中照进来的温暖阳光里，他看到了他的同类：他们以一种可笑的扭曲姿势，僵硬地定格在了人生的最后一刻，瞳孔永远地定住了，大张着的嘴发不出一丝声音。他还活着吗？他还有自己的声音，他可以用它发出狼一般的嚎叫，他说出的话语能让所有人惊诧，却无法从身边静默的同伴这里得到一丝反应。他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了吗？

       在运尸体的锌板车背对窗户推进来之前，Straat被人扛到了一张床上，他发着烧，四肢胡乱挥打着。到了第二天，他平静了下来。护工是个德国人，他摇着头看着Straat：“伙计，你之前嚎得那是什么怪玩意儿啊。我们都以为你没救了呢。”他用手指点点额头。Straat非常虚弱，以至于忘记了一切防备。

       “是波斯语。”他说，“但不是真的波斯语。我编的。”

       “你编的什么？”

       “一门语言。”Straat说。

       看来他们又救了个有点毛病的人——至少护工是这么认为的。命运是盲目的，伟大的头脑也会坏掉，这个荷兰人倒是挺走运：厨房囚监托自己的关系，往病房里给他送了好几次面包头。Straat在渐渐康复，当护工再次问起他那门语言时，他说他完全不记得这回事儿了。帽子丢了的恐惧也被他藏在了心底。起死回生的他回到了自己的监区，他看到了不少新面孔，和他挤一张木板床的也换了新人。他在等监区长，对方握了握他的手：“过来，我有东西要给你。”

       分区长办公室里的一块地砖被挪开了，监区长从下面取出一块脏兮兮的破布，不，不是破布，是一顶帽子。Straat用手转着捏了捏，摸到里面那张记着他的语言的纸还在。

       “睡你旁边那个电工从集合场地上拿回来的。”

       “他去哪儿了？”

       “他在你之后也病了。”监区长说，“他没挺过来。”

       监狱长说话带着鼻音，像是鼻子里有什么东西被人打断了。他对Straat说：“以后继续从厨房带点吃的来，需要食物的人有很多。”

       一切又重新回到了正轨。Straat回到了厨房小分队，Battenbach浅蓝色的眼里闪烁着满意的光。Battenbach不再想搞死谁了。中午，分队领袖Roeder一走，他就坐到桌前，手里捏着铅笔头，脸上有学生式的顺从。“学习”叫lifu。在集合点名的吼叫声中，Straat从厨房偷偷带走了纸笔、面包和土豆。到了晚上，他和新狱友肩挨着肩，开始编造俗语和句子，构建一套变位和变格体系。这已经不是为了Battenbach了，对他而言，课内的那些已经够用了。现在鞭策他向前的是这门语言本身。后来又有一次他险些暴露。Battenbach得知有个波斯人被运到了这里。那可是个活生生的波斯人啊。Battenbach在整个营地里东奔西走了两天，使劲浑身解数，只为了找到这个波斯人。他找到了这个人，但对方并不是波斯人，而是个印度人。Battenbach又骂骂咧咧了整整一天：“什么垃圾营地。在这堆破烂玩意儿里竟然一个波斯人都翻不着。”

       “元首只是还没打到那么远罢了。”Straat安慰地说。但他在想：这个可怜的、孤单的印度人啊。

       秋天到了，冬天接踵而至。冰冷的风吹过集合场地，卷起落在结冰地面上的一层薄雪。一队衣衫褴褛的人走进大门，步伐缓慢，一步接着一步，他们来自别的营地，挺过了这场长途奔袭，被赶进了围着铁丝网的帐篷里，好让他们安静地死去，在他们的头顶，夜晚群星高悬，白天云朵飞过，间或闪下一丝阳光。

       一窗之隔的厨房里是温暖的。Straat和Battenbach在用波斯语演练一个虚拟场景：“我是外国人。我是做生意的。请问我可以和这位女士跳支舞吗？Ta muli asa okadir. Ta muli lernbasarmelko. Neli ta ramadamda donga?”

       5月的一天，营地的大门打开了。街道两旁的栗子树开着花。那些活下来的人可以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Straat要回荷兰，他要把物理学完，然后当一名老师。他此后余生都会很容易感到疲倦。他完成了这辈子都不会再超越的伟业：发明一门语言，这门语言之后却被他渐渐忘却了。Battenbach则成功去了波斯，在伊朗王国对当地人说的古怪波斯语惊奇不已。

 

作者：Wolfgang Kohlhaase

翻译：Arminia